2022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第三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大會發布了《超越極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徑》，指出“面對日益復雜和充滿挑戰的全球局勢，我們需要邁出大步，重塑高等教育，為世界高等教育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繪制藍圖”。大會的主題是“重塑高等教育，實現可持續未來”。其中提出的六大基本原則之一，就是通過合作而非競爭實現卓越。通過合作和團結，高等教育機構能夠以跨學科的方式開展工作，匯集不同的科研資源，通過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專業網絡分享知識和經驗，從而實現協同效應和更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202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該組織第41屆大會上面向全球發布《一起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為教育打造新的社會契約》報告，探討和展望面向未來乃至2050年的教育。該報告提出：“教育可以視為一種社會契約——一種社會成員間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達成的默示協議。”這一契約源于一種共享愿景，即教育具有公共目的，并通過合作來達成。

201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該報告秉承人文主義教育觀和發展觀，建議我們將教育和知識視為全球共同利益，以便在復雜的世界中協調作為社會集體努力的教育的目的和組織方式。不難看出，這三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報告都表達和強調了同樣一種教育觀，即通過合作實現教育卓越（共享愿景、共同利益）。本文試從競爭與合作這一對范疇的關系角度，對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向作一探討，以尋求正確的認識。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競爭與合作的歷史。從理論、歷史及現實考察，不難發現，競爭與合作往往與地域因素有一定的關聯，比如，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對競爭與合作的影響較大，我們常常發現，一些國家和民族有著特別旺盛的競爭基因和競爭精神，而另一些國家和民族并不熱衷于競爭，更傾向于“和為貴”和“美美與共”。

同時，競爭與合作的情況也與當時占主導地位或重大影響的理論觀點有關系，比如，19世紀出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觀點，并以此解釋社會現象。該理論觀點提出后風行一個多世紀，這對強化人們的競爭意識也有很大的影響。

實際上，直至今天，這一理論觀點也常常被用來勵志于人或組織，這也是人們關注競爭更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競爭與合作也與具體領域和機構的性質與特點有一定關系。比如，經濟領域及機構往往會有更多更強的競爭性。競爭與合作也是一個歷史范疇，同一個領域和機構的不同時期，其競爭與合作的情況并不一樣。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在一些情形下是彼此蘊含，出現在同一過程，著眼于多贏共生的共同愿景，這就是所謂的競合，“競合”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領域關于競爭與合作關系的討論中，后來也被認為是與競爭、合作并列的一個獨立概念，且圍繞這一概念也形成了相關的理論。

具體到高等教育和大學這一特殊領域和機構，我們依據布魯貝克的認識論和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來對競爭與合作作一簡要的歷史分析。從認識論哲學來說，出于閑逸好奇追求高深學問是中古時代歐洲大學產生的最初動因，這也成為源于中世紀大學的近現代大學的本質特征。這一本質特征一直深深植根于歐洲大學的肌體內，并影響著近現代大學的發展。那時的大學被人們稱為“象牙塔”，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大學這一本質特征。

中世紀大學產生的最初動因和近現代大學的這一本質特征顯然與競爭不相一致，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說發祥于歐洲的近現代大學并不具有競爭的基因。情況發生變化是在政治論的哲學占據主導地位后，高等教育領域開始出現競爭并不斷強化。特別是當民族國家出現以后，國家的競爭意識得到顯著加強，而且經濟的競爭一直是民族國家競爭的主要領域，許多有關競爭的研究也首先是在經濟領域展開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知識經濟的到來，經濟與高等教育的關系日益密切，經濟領域的競爭愈來愈演變為人才的競爭和高等教育的競爭。

與此同時，伴隨經濟競爭也有經濟的合作，尤其是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和大工業生產也使高等教育的合作成為必須和不可或缺。實際上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有時此消彼長，而關于高等教育競爭與合作優劣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近三四十年來，這種爭論似乎達成某種妥協與調和，或者說爭論逐步達成一種較為普遍的共識，即對于高等教育發展而言，需要兼顧競爭與合作，并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于是，起初經濟領域的“競合”概念及相關理論也開始出現在高等教育的有關討論之中。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的競爭和合作都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而“競合”這一概念的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也同樣具有時代的特征。值得特別提及的是，競爭并不是高等教育及其機構的本質特征，而是一個時代特征，且同樣呈現出一定的地域性。比如，博克從歷史的角度把競爭概括為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三大關鍵因素之一。而歐洲大學卻缺乏競爭的基因和傳統，盡管歐洲是世界近現代大學的發祥地，但其大學的現代發展卻遠不如后起之秀的美國，德國直到21世紀初才意識到本國大學的世界排名遠遠落后于美國和英國。這對德國政府和大學刺激頗大。

加之，以馬普研究所(MPG)為代表的一大批校外研究組織的創設,導致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向校外研究所的轉移,科研人才的流失限制和影響了大學的發展。在以上諸因素的影響和催動下，德國在2006年開始實施“卓越大學計劃”，推動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美國紐約大學亨利·漢斯曼教授分析了歐洲大學漸漸失去昔日光彩的原因，認為除了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較低是造成其衰敗的部分原因外，更是因為高度集中的國家管理體制抑制了大學之間的有效競爭，從而使得大學在教育和研究兩方面都缺乏進步的動力。

在與美國大學進行比較以后，他提出為了遏制和扭轉歐洲大學這種頹勢，在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競爭應被鼓勵，并通過不斷減少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壁壘，使得高等教育有可能像其他產品和服務一樣擁有一個更廣闊、更具競爭性的市場。他特別指出，僅僅在現有體系中注入資金是遠遠不夠的，以增強競爭為重點的結構調整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對于中國高等教育而言，競爭與合作也不是一個新話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育逐漸影響到高等教育領域，高等教育領域的競爭開始出現，并引起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圍繞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這一話題高等教育理論界和實踐界都開展過一些討論。在討論中人們對競爭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競爭優勢保持了更多的熱情，對市場競爭機制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給予了較高的期待，并提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種種舉措。

特別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理論成為一個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其中該理論對高等教育的競爭保持了較多的關注。這一時期也不乏對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及其競爭機制的“冷思考”，如有人認為市場化并不適合高等教育這樣一個特殊機構，與高等教育使命和擔當并不相符。還有學者指出要科學地區別經濟發展規律與教育發展規律，不能把商品經濟的基本原則、具體方法等簡單地搬進高等教育領域。如果忽視高等教育自身的規律與特點，把商品經濟的一招一式直接搬進高等教育領域，是不利于全面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的。

值得提及的是，1988年《上海高教研究》發表了一篇譯介文章《論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譯者按”中提出：“依據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價高等教育的質量？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怎樣看待高等教育中的競爭和合作？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A·阿斯廷教授最近撰文，從教育哲學的高度，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對競爭和合作等不同價值觀作了比較分析。他對‘隱含的課程’所作的考察可謂獨辟蹊徑。該文在美國高等教育協會最近一次年會上報告后，引起廣泛興趣和強烈共鳴”。

由此看來，對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在當時有著長期計劃經濟傳統的中國尋求一種突破的同時，在美國這樣一個推崇高等教育競爭的國家，則在尋求兩者的一種平衡。當時譯介這篇文章的意圖也比較明顯，就是試圖在當時甚囂塵上的贊成高等教育競爭的輿論傾向上打入一個楔子。

此后，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問題一直為人們所關注，雖然也有不少學者表達過對高等教育過度競爭的擔憂和對加強高等教育合作的期待，但在多種因素的影響和推動下，似乎高等教育的競爭戰略和高等教育的競爭優勢一直是高等教育輿論場的“主旋律”，即便是有合作或競合的主張，也是為“競爭而合作”，高等教育的合作戰略則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競爭”。

對于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可從多個視角去認識。這里著重從問題視角來審視兩者的現實關系，對問題視角我們設置了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現狀性問題，另一個維度是發展性問題。所謂現狀性問題，指的是在高等教育競爭與合作關系中過度或不恰當競爭（這里把過度競爭與不恰當競爭視為相近或同一的涵義）帶來的現實問題，雖然對于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合作，通常也強調一種競合關系，并認為它們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是必要的，但在現實中對高等教育的競爭給予了更多或過多的關注。而發展性問題則是基于戰略管理思想的“未來導向”和“共享導向”，從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角度審視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可能出現的問題，顯然這是一種“未雨綢繆”的視角。

（一）高等教育過度競爭的現狀性問題

1.功利性政策制度導向中的過度競爭。高等教育領域的競爭常常是為了聲望和資源而展開的，所謂聲望，指的是大學在政府、社會和公眾中的影響力和地位，一個具象化的表征就是大學排行榜?，F在來自官方、民間的形形色色的排名或排行榜之所以有相當的影響力，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公眾、社會、大學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資源則包括教學經費、科研經費、捐款等直接的資源和新生入學分數、師生比率、圖書館規模及運動隊等象征性的資源，大學為獲得大學排行的好名次和經費資源而開展競爭，這種競爭往往非常激烈，大學之間為師資、學生、資金甚至運動隊而競爭。這種激烈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聲望和資源就是大學目的和目標，就是大學存在價值的公共認知，由此人才培養作為大學存在的根本理由和價值反而游離出目的和目標，大學也就偏離了“以育人為本”這一根本宗旨。

大學圍繞著這樣的目的與目標設計和確定政策制度。比如，一些大學會對標有關評估或大學排行榜的指標，不斷強化各種量化評價管理制度，以期在學校內部形成動力和壓力，來提升學校各項指標數據。在這種“錦標賽”式的評價管理制度的驅動下，從大學管理部門、教學科研機構，到教師個體，更熱衷于追逐這些評估和大學排行榜的指標要求，而不是人才培養的質量。其結果是，雖然一些高校在評估和排行榜上的名次是上去了，指標意義上的“學術GDP”也“卓越”了，但人才培養的質量卻不升反降。后來這種通過建立競爭制度帶來的“卓越”遭受到愈來愈多的批評，甚至被稱為是一種“失去靈魂的卓越”。人們也對以聲譽和資源作為大學優秀的標準，并圍繞此標準展開的競爭提出了質疑，因為這兩者均不能直接體現大多數學院和大學的中心使命。

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上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從關注可利用資源、學術聲望、科研產出等維度，已轉向注重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成效。針對高等教育出現的市場化傾向，1998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會認為：“應當澄清這方面的模糊與混淆，市場規律和競爭法則不適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大會重申了高等教育的地位，“教育不是經濟的一個分支。教育過程、教育目標、教育結果或教育產品都不能與經濟相提并論。教育是社會的一個基本領域，是社會存在的條件之一”。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大衛·科伯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底線》一書中也特別提出告誡，市場并非一種榮耀，而是為了教育目的的一種手法；市場在高等教育中應該有一席之地，但同時又必須恪守界限，不能超越高等教育事業的價值底線，而這種底線就是“相信學者共同體而不是相信利己主義者的聯盟；相信開放而不是相信所有權；認為教授是尋求真理的人而不是企業家，學生是追隨者，而不是來滿足其愛好的消費者，他們的愛好應該是被塑造的”。

2.“被平庸”政策制度設計中的過度競爭。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高等教育一直實施的是重點建設政策制度，所謂重點建設政策制度，就是突出重點、抓“關鍵少數”。應當說，這種重點建設政策制度對于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水平，特別是拉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等教育的距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注意到，這些政策制度所關注的高校往往是占比較少的一部分，像“985工程”“211工程”以及“雙一流”建設、高職院校的“雙高計劃”等都是如此。在這種政策制度關照下的高校不僅能獲得良好的聲譽，而且還能獲得實實在在的資源支持，從而卓越或“被卓越”了。而相對于這少部分“被卓越”的高校，其他大部分高校則在這種追求“卓越”的政策制度設計中極有可能“被平庸”，這種“被平庸”也包括高校中的教師和學生。這種抓“關鍵少數”政策制度自然也傳導到大學內部的政策制度設計，實際上，為了與宏觀政策制度相適應，大學內部的政策制度設計也相應地選擇突出重點、抓“關鍵少數”的取向。為了避免“被平庸”，或為了保住“被卓越”，高校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由于“被卓越”的高?？偸怯邢薜?，且可能采取“末位淘汰制”，競爭中的高校不僅要緊盯政策制度的指標導向，而且幾乎都設立了“假想敵”，即所謂的對標學校、學科、專業等，在這種情形下高校之間的合作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削弱。

同時，那些可能“被平庸”的大部分高校，只能選擇走“力爭上位”的辦學路子，要它們各安其位、分類發展是不容易形成共識的，這也是高校分類發展政策難以真正落地的重要原因。此外，為了盡快“被卓越”或防止“被平庸”，許多高校不得不“大干快上”，一些“慢”學科、“慢”專業、“慢”成果被“快餐化”了，基于“閑逸好奇”本質的大學的“慢”文化被消解了。

（二）高等教育過度競爭的發展性問題

著眼于未來，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來，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職能，都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深刻的變化。在人才培養上對創新人才，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的需求與渴望比以往時候更為迫切，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更需要協同培養，比如大中小學的協同、本碩博培養的一體化，比如教學科研的協同，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專業集群、教學科研混合型團隊的構建，等等。在科研方面，學科交叉融合帶來科研組織形式和基層學術組織形式的團隊化、集群化、矩陣化。所有這些，都對合作提出了更多的訴求，而與現今大學過度競爭的現實狀況往往格格不入。

因此，面向未來建設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實現高等教育的卓越，究竟是選擇合作還是競爭，這一答案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高等教育放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知識生產方式從方式I到方式III的變革、人類社會面臨的困境與使命等這樣的大背景、大格局下，高等教育更需要真誠的合作，而不是過度的競爭。

（一）競合理論的時代發展

競合理論是作為競爭與合作的調和理論而出現的。關于競爭的探討，出現了眾多有關競爭的理論。而作為處于基礎地位的經濟，對經濟競爭的討論又相對較多，由此也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經濟競爭理論。而現實中合作又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被認為是一個追求效率與創新的競爭時代，也是一個為競爭而合作與為合作而競爭并存的時代。合作戰略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競爭”，代表觀點如 “協作型競爭”，包括戰略聯盟、聯合經營、合作生態系統等形式。

“未來的競爭就是不斷創造與把握新的商機的競爭”：一是重塑現有的競爭空間，二是創建一個全新的空間。這要求企業關注未來而非沉湎過去，關注內部獨特資源而非外部環境，建立共同愿景而非剛愎自用。不確定環境中的企業只有建立互賴共生的伙伴型關系，方可掌握足以維系企業持續成長的全部資源與市場機遇。至此，競合理論（Co-opetition Theory）應運而生。

Adam M.Brandenburger與Barry Nalebuff 首創了“競合”概念，競合理論經歷了初創期的競合理論的提出、發展期的競合模式與關系類型研究和成熟期的競合變量與測量研究三個階段。作為組織間關系研究的最新范式，競合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契約為競合關系建構基礎。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競合理論打破了邁克爾·波特對競爭關系是一種“零和博弈”的假設，核心邏輯是競爭企業間的多贏共生，這是“源于對競爭對抗性本身固有缺點的認識”，通過改變參與者、附加值、規則、策略及范圍等戰略要素，克服傳統戰略過分強調競爭的弊端（被迫讓步、競爭報復等行為導致的價值損失），產生新的機會及隨之而來的豐厚利潤回報。

雖然從競爭到競合的研究紛繁復雜，尚需進一步整合與提煉，但在新時代，最為緊迫、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為競合確立一個基本的價值向度。不能不說的是，盡管競合的目的是為了企業的成長和高利潤回報，但現行的競合理論因過于關注競爭與合作之間的具體關系，以致關系成為目的，工具理性替代了價值理性?，F行的競合觀是將競爭與合作互為目的與手段，沖淡了競合的終極目的與價值，混淆了目的與價值同手段與途徑的差異，從而把手段和途徑當作目的與價值。新時代亟須建立基于目的與價值的新競合觀，這是對基于手段和途徑的現行競合觀的根本超越。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現行狹隘的競合觀到新時代競合觀，不是簡單地將競爭與合作相結合，而是競爭與合作從工具理性上升為價值理性，即合作不是為了競爭，因為競爭不是目的，更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反之亦然。競爭和合作都是手段和途徑，兩者是相互關聯的“立交橋”而不是目的地。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競合是為了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最終使高等教育的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得以全面地、高質量地實現，這才是新時代高等教育應有的競合觀。

（二）新競合時代高教改革發展的制度關鍵

新競合的時代內涵，一是從以往重競爭走向競爭與合作的平衡與協調；二是競爭與合作關系出現了新變化。基于新競合觀，從問題導向出發，當前優化競合關系應著重解決兩方面的問題。

1.競爭制度中的人文。競爭可分為個體間競爭與群體間競爭兩種，個體間的競爭，過去指的是“每個參與者不惜犧牲他人利益，最大限度地獲得個人利益的行為，目的在于追求富有吸引力的目標”。群體間的競爭也可作類似的詮釋。僅此看來，競爭似乎很難與人文這一概念關聯起來，因為在這樣一種競爭中，競爭各方都站在自身的利益立場，進行“零和博弈”。

顯然，這種競爭不是人文的，當然也就不會是一種良性競爭。那么，什么樣的競爭才是一種人文的良性競爭呢？這主要可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方面，競爭能激發組織和人的潛能和活力，特別是追求卓越的動力。另一方面，競爭中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與競爭形成“多贏共生”的共同愿景，這便是一種良性的競合。

在一種良性的競合狀態下，競爭與合作的各方相互依賴、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并在競爭中共同發展進步，在合作中謀求更好的共存方式。英國哲學家休謨說過，“高尚的競爭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競爭是現實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一種客觀樣態，關鍵在于競爭制度怎樣建立，使其“高尚”得到充分體現，而“惡劣”的一面受到限制，這需要在競爭制度的建立中突顯人文。

如何構建一種人文的良性競爭制度是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一項重大課題。不論是功利性的政策制度導向，還是“被平庸”的政策制度設計，都不利于人文的良性競爭制度的建立，反而容易激發競爭中的“惡”的一面。對于高等教育而言，要建立起一種人文的良性競爭制度，可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是分層類競爭機制，即按照不同層類的高校設計各自的競爭制度，遵循各自的競爭規則。如研究型大學彼此之間展開競爭，應用型高校也在同類型高校間競爭，這種競爭更能體現競爭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也更有助于各層類高校各安其位、特色發展、爭創一流。對于個體而言也是如此，如教師職稱制度在相當意義上是一種競爭制度，長期以來我們是單一的或主要的以學術為導向的教師職稱評聘制度，這也是導致重科研輕教學現象的重要原因。近年來許多高校實施教師分類評聘職稱制度，即按教學類職稱、教學科研類職稱和科研類職稱來分類進行職稱評聘，這不僅更加科學合理，而且更加公平，更能體現這一競爭制度的人文性。

二是競爭中的動態身份機制，不論是對于機構還是個體，其競爭往往是為了獲得一種社會身份，因為社會身份是與各種資源配置和流向緊密關聯的。所以，高校為獲得某種社會身份而展開競爭。而一旦通過競爭獲得的身份被固化，卻又失去了競爭制度原有的激發活力的功能。因為只有動態身份，才能持續地激發高校的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成就”高校，這種自我實現對高校來說無疑是人文的。對于個體同樣如此，比如，當前高校教師的職稱評聘制度改革，一個重要方向便是著眼于動態身份，因為只有動態身份，才能不斷激活教師群體，最大限度地發掘教師個體的潛能和“成就”教師個體，由此也體現出最大的人文關懷。

三是適當把握競爭的“度”，這是人文的良性競爭制度構建的另一重要因素。當前，在高等教育領域存在著過度競爭與競爭不足并存的狀況。一方面，大學組織的性質、使命、職能及成員特點，決定了其偏好于相對寬松的組織環境，即一種“有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松散結合系統，所以，過度競爭并不適合于大學組織的本質特征和人文訴求。另一方面，缺失競爭、安于現狀又是中國大學制度的一種歷史樣態，在不同層類的高校有不同的表現，這也常常被認為是大學缺乏活力的根源之一。因此，基于以上兩方面，政策制度設計需要針對當前過度競爭和缺失競爭的具體狀況，特別是充分考慮高校的層類情況，設計分層類的競爭制度、承載人文的良性競爭制度。

2.合作制度中的共享，即通過各方的合作，最終成為發展的共同體，而發展共同體的一個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利益的共同體，即共建共享。共享除了物質意義外，更為重要的是目的和價值的共享。從高等教育功能和大學職能的角度看，其目的和價值體現包括學生的成長、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文化的繁榮等。下面著重從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兩大職能來對相關問題作一探討。

第一，學生的成長。這是大學人才培養的根本旨趣。我們可從以下兩方面來認識：一是教學科研的合作共享，從洪堡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思想后，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就成為大學人才培養的一條重要的教學原則。但不可否認，教學與科研“一冷一熱”和“兩張皮”狀況一直困擾著大學的教學，成為大學治理中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頑瘴痼疾。而這一頑瘴痼疾的癥結在于重科研、輕教學的評價導向。

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實際上是一個目的、價值皆明確的合作，合作的共享意識能夠為解決評價的偏頗提供一個思路，也就是建立科研評價的“教學因子”，即對一個教師的科研評價，不僅要把承擔項目、發表論文、出版著作、科研獲獎等作為重要指標，同時要把教師科研資源轉化為教學資源的轉化度作為評價教師科研情況的重要指標。當前在教育部的學科評估和國家級人才評審等重要評價中把人才培養都列為重要指標，實際上也反映了評價導向，即教學與科研合作的共建共享思路。過去大學在團隊建設方面，往往教學（專業）團隊與科研（團隊）是分開而設的。近年來在一些高校，出現了教學科研團隊混合設立，并成為大學教學改革的一種重要趨勢和方向。至于學科團隊建設和評價的目標，也不僅僅是科研目標，而且也包括了人才培養目標，這已成為一種建設和評價的基本要求和原則，也能真正體現以高水平科研支撐高質量的人才培養的建設方向和價值。

當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新科技進步與發展提供人才支撐是高等學校尤其是“雙一流”大學的重大責任和使命，一些高校也在探索和試行實施八年制“本碩博”貫通、定制化學研一體的培養模式。值得提及的是，跨校的“本碩博”貫通式培養是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方式，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如何確保培養方案、培養模式的一體化，這有賴于加強頂層政策設計、制度安排和管理協調，以合作共享思維建立起跨校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共同體。

二是產科教合作共享。產教融合最早出現在職業教育領域，后來拓展到普通高教領域。并又提出了科教融合，當時產教融合、科教融合不僅指的是大學人才培養，還會涉及大學的其他職能，但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無疑主要是從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而言的。當前作為人才培養改革的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碰到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產科教合作共建共享的共同體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還是延續了過去那種各合作主體基于各自利益立場而開展的“幫扶式”的合作，顯然這種缺乏共享的合作是難以持久、深入的。總之，不論是教學科研合作共享，還是產科教合作共享，都是一種旨在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大學協同培養人才模式。

第二，科技的發展。自18世紀第一次世界科技革命以來，科技便與高等教育開始“聯姻”，且隨著科技在國家競爭、社會發展中作用日益彰顯和科技不斷進步而越來越密切。實際上，科技與高等教育的這種密切關系也是由高等教育的科技功能和高校的職能所決定的。高校的人才培養職能為科技發展和進步提供生力軍，科學研究職能為科技發展和進步直接提供支撐，社會服務職能則是踐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一環，也是科技發展和進步不可或缺的要素。

正在經歷第四次世界科技革命的今天，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智能化、區塊鏈等技術的新科技發展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根本性改變，科技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已進入到深度融合的時代。新科技進步和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影響，首先是對高等教育提出需求，正改變著高等教育結構、制度和人才培養的內容與模式等。

比如，在高校學科結構方面，當代科學技術高度綜合、高度分化、高度智能，使得交叉學科、學科群、學科集群等成為高校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方向，學科交叉融合已成為高水平科研與頂尖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專業結構方面，高校的專業是根據社會分工與就業情況來設置的，服務于社會職業的需要。科技革命推動的產業革命引發社會人才需求的變遷，高校專業也隨之調整，出現新舊專業的更替現象。新科技進步和發展對專業提出了優化調整的需要，2022年我國高校新增31種本科專業，涵蓋工學、經濟學、管理學、藝術學等9個門類。這31個新增專業絕大多數都是緊跟時代前沿、符合時代需求的專業，新增的工學類專業占據所有新增專業的近一半，諸如碳儲科學與工程、光電信息材料與器件、智能運輸工程、智慧海洋技術等與科學發展、社會進步密不可分的專業。

又如，近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這是我國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的第5次修訂。新版目錄有14個門類，共有一級學科117個，博士專業學位類別36個，碩士專業學位類別31個。該版目錄加強了對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的學科支撐和更好地服務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以及加強了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科專業支撐。不出意外的是交叉學科門類寫入新版目錄。而應對這種學科和專業新的發展方向和趨勢，高校的學術組織制度也在發生變化，一些新的學術組織形式開始出現，比如在一些大學，樞紐（Hub）、學域（Turust）等正在取代傳統學科學術架構的學院和學系，項目負責人制度（Principal Investigator，簡稱PI）廣泛流行于高?；鶎訉W術組織。也有學者提出“突破現有組織形態，既保持學科發展的穩定性，又有利于學科交叉融合、開展大協作，探索構建矩陣式學術組織構架，下放權力，增強綜合研究機構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總之，競爭制度的合作與合作制度的競爭都需要置于高等教育的目的與價值之下進行整合，最終形成基于目的與價值的競合制度。而競爭中的人文是合作的重要基礎，缺乏人文的競爭不可能有真誠的合作，真正意義上的競合也就不會發生。而沒有共享的合作是不可能長久的，也是不人文的。人文與共享是新競合制度構建的時代趨向。